融完一个亿，开始自嬷

文章转载于动察Beating

文｜Sleepy

「自嬷」是这两年才从同人圈流行出来的一个词。

在同人语境里，「嬷」原指粉丝把某个角色想象成柔弱、委屈、受尽折磨的样子，再从那种破碎感里生出怜爱。后来镜头转到了自己身上，把自己塑造成脆弱、无辜、快撑不住的样子，而且要惨得好看，等着自己和别人一起来心疼。

青年文化媒体 BIE 别的给它下过一个定义，「低到尘埃里的自恋」。如果说玛丽苏的逻辑是我完美，所以你们都爱我；那么自嬷的逻辑就是我又惨又弱，所以你们应该爱我。

它最早长在年轻人的社交网络里。「鼠鼠我啊」「吗喽的命也是命」，或者发一张 MBTI 截图，认领自己是一只「INFP 小蝴蝶」。成功学讲不下去了，努力不一定有回报，嬷一下自己，算是续命。说这些话的人，通常确实是没招了。

这两年，我却常常在创投圈看见这种姿势。在这里，它慢慢变成了一门生意。

卖方是 founder ，有时候也是投资人自己；货品是一段剪辑得体面的苦难经历，什么凌晨四点的工位、差点断掉的现金流、深夜怀疑人生的那几个月；买方是下一轮的 VC 、犹豫要不要从大厂出来的 researcher 、还没决定付不付费的用户，以及所有顺手点了转发的人。成交的那一刻，心疼变成了 TS 、 offer 、订阅和流量。

AI 这一轮，这门生意格外红火。模型是黑箱，估值是天文数字，一家刚成立半年的公司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外人很难看懂。看不懂的时候，人就更容易为一个故事买单。

奇怪的地方在于，做这门生意的，几乎都不是真没招了的人。他们手里握着算力、资本和话语权，想做什么基本没人拦得住。

勋章与伤口

必须先承认一件事，创业是真难，创始人也是真的会痛苦。

早在 2015 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科医生 Michael Freeman 调查过 242 位创业者，近一半人报告自己有过至少一种心理健康问题，最常见的是抑郁，占到 30%。到了 AI 时代，创业压力只会更大。

所以问题从来不在于创业苦不苦，也不在于创业者能不能诉苦。问题在于，被讲出来的「苦」，其实有好几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第一种是真正在泥地里爬的苦。

欧洲风险投资机构 Hummingbird Ventures 的创始合伙人 Barend Van den Brande 在 2000 年刚入行时，动过写一本书的念头。他给一批已经把公司做到五千万至一亿美元规模的欧洲创业者打电话，请他们公开聊聊创业途中最接近崩溃的时刻。

有位创业者拒绝了他：「如果外面的人知道，在某个十字路口我曾经像狗一样在地上爬，一边爬一边想往左走，最后一秒才拐向了右边，那么等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我没法让一半的团队在知道我最黑暗的时刻有多狼狈之后，还继续相信我是一个领导者。」

真正的崩溃，发生在当事人的信用最脆弱的时候。一个真的下个月发不出工资的 founder ，最不敢做的事就是让外界看出来。因此，死掉的公司是不写回忆录的，它们只留下几条告别帖、一份清算安排，和一群改简历的工程师。

我们今天在长文和演讲里听到的苦难，大多属于第二种，那些是胜利者的篆文。

2025 年 1 月， Sam Altman 在个人博客上发了一篇年终回顾《Reflections》，说 ChatGPT 上线后的这两年，是他人生里最有收获、也最累的几年，尤其最近两年，是他「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日子」。写下这句话的三个月前， OpenAI 刚以 1570 亿美元的投后估值拿下了 66 亿美元融资。

2024 年 3 月，英伟达市值刚过 2 万亿美元，黄仁勋回斯坦福大学演讲，对台下的学生说，祝你们经历足够多的痛苦和磨难（ample doses of pain and suffering），因为伟大来自品格，而品格是从受过苦的人身上长出来的。

很难说 Altman 和黄仁勋是在自嬷，那更像演化生物学家扎哈维说的孔雀尾巴，雄孔雀拖着笨重扎眼的尾屏还能活得好好的，等于在向雌孔雀证明自己体格强悍。已经稳坐牌桌的人，回过头讲自己当年差点倒下，不仅绝对安全，而且是一种不用露富的炫富。

第三种，则是这两年在旧金山 AI 圈蔚然成风的苦行展示。

2025 年 9 月，《华尔街日报》写过一篇报道，标题叫《AI 创业者兜售成功公式——不喝酒、不睡觉、没乐子》（No Booze, No Sleep, No Fun）。

报道里，有年轻创始人住进旧金山全封闭睡眠舱，拉上黑帘子，「觉得自己每晚像在钻进一口棺材」； 28 岁的 Pylon 联合创始人 Marty Kausas 在 LinkedIn 上晒出自己连续三周、每周 92 小时的工时表，为了省下思考吃什么的时间，每天只吃 Don't Die 魔人 Bryan Johnson 推出的预制营养餐； AI 保险初创公司 Corgi 的创始人 Nico Laqua 则把床垫当成新员工的入职礼物，因为自己常年睡在办公室地板上。

平心而论，晒 92 小时工时表和办公室床垫，本来其实不是自嬷。它恰恰相反，是在展示强悍、狂热和不留退路，是为了向投资人和同行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能吃苦。

那么，苦行和诉苦是在哪一刻变成自嬷的？

是在同一段苦难开始根据场合自由切换功能的时候。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儿子被狼叼走后逢人就讲「我真傻，真的」，讲得重复、破碎，讲了一辈子没换到一个铜板。但创投圈的苦难叙事，往往有铺垫、有转折、有金句，凌晨四点的工位是暖色调的，屏幕上的 loss 曲线刚好在往下走。

受苦不挑镜头，自嬷要惨得好看。

更重要的是，这段好看的苦难是一张两边都能刷的卡。顺风融资的时候，它是证明自己天选之子的勋章，你看我连棺材房都住得下去，还有什么干不成；一旦产品翻车、商业模式被质疑，或者犯了不该犯的错，同一段苦难立刻翻转过来，变成要求外界体谅的伤口，我放弃了大厂高薪、熬了这么多通宵，你们怎么忍心苛责我。

打工人说「鼠鼠我啊」，是因为真在下水道里；而一个放着大厂高薪不要、拿别人的钱去追自己野心的 founder ，他的 92 小时工作周和凌晨四点的工位，全部是自己选的。这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代价，不是谁欠他的苦难。

当「我比别人更能吃苦」随时可以切换成「我这么苦，你们应该让着我」时，自嬷就真正完成了。

卖麦片的与造盒子的

在促成自嬷这件事上，投资人往往是最尽职的一方。

这听上去有点反常。 VC 管的是 LP 的钱，按理说最不该被眼泪和床垫打动。但看看今天的 AI 早期投资是怎么运转的，就会发现，这套叙事从来不只是创始人单方面的表演，更是买卖双方共同的需要。

水面上的原因是项目看不懂了，看人的时间也少了。

早期 AI 项目最大的难处，是技术和财务都像黑箱。2026 年 5 月，在 TechCrunch 的 StrictlyVC 雅典活动上， Verdict Capital 的 Niko Bonatsos 、 Threshold Ventures 的 Andreas Stavropoulos 和 Atomico 的 Ben Blume 三位合伙人同台吐槽，说现在 AI 创业公司的 ARR 已经失去了参考价值。 Bonatsos 提到，有家被投公司发邮件汇报了一个高得离谱的 ARR ，他打电话过去问，创始人坦白说，因为前一天搞了场营销活动，他就直接把昨天的单日收入乘以 365 写进了报告里。

同一场活动上，三位投资人还提到， 2026 年大约 75% 的风险资本流向了五家头部 AI 公司。剩下的钱要在极短的窗口期里争抢早期项目。正如 Sapphire Ventures 合伙人 Cathy Gao 在接受《Business Insider》采访时说的，投资人拿到的信息更少了，和团队见面的时间也更少了，「你必须当场做决定，要么拿下，要么放弃（take it or leave it）」。

财务数字不敢信，尽调时间又被压缩到极限，投资人靠什么给一家还没跑通 PMF 的公司开出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估值？

只能靠人，尤其是人的「决心」。

Paul Graham 在《我们在创始人身上寻找什么》里写过， YC 挑人排第一位的不是聪明，而是决心（Determination）。

关于「决心」，2008 年 Airbnb 的故事在硅谷广为流传。三位创始人付不起旧金山的房租，亲手用热熔胶糊了 1000 个印着奥巴马和麦凯恩头像的麦片盒子，以每盒 40 美元卖给党代会代表，凑出三万多美元救命钱。 Paul Graham 听完当即决定投资。

但经济学里的古德哈特定律说，一个观察指标一旦成为大家追逐的目标，就不再是好指标。

当年糊麦片盒子是为了交房租，而当糊麦片盒子变成拿到 TS 的通关密码，坚韧和受苦就成了可以被提前备好的标准答案。东伦敦创业社区 Lift House 的创始人 Rowan Aldean 在 2026 年 8 月接受 TechCrunch 采访时，就忍不住拿同在伦敦的 DeepMind 去对比旧金山的苦行风气：「人家拿了诺贝尔奖，做出前沿创新，也没搞这些表演性的（performative）、载歌载舞的戏码。」

不过，如果以为 VC 只是单纯被热熔胶枪和行军床骗了，那就太小看沙丘路和国贸的聪明人了。

更深的一层机制在于，很多时候， VC 需要这段苦难故事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创始人。

他们未必经过了什么刻意的串通。只是在创投这条流水线上，每一环的参与者都在用脚投票，筛选并放大那个对彼此最有利的故事。

对推项目的投资人来说，故事首先是用来过 IC 的。一家刚成立几个月、只有几个年轻人的 AI 公司，凭什么值一个亿？在 IC 上，技术路径和收入预测都很容易被合伙人挑战，唯独创始人的「创伤」「偏执」和「身上有一股劲」最难被当场证伪。在人人害怕错过下一个字节跳动的 FOMO 情绪里，把项目包装成一个极度坚韧的孤勇者，往往是说服内部最省力的抓手。

到了基金层面，创始人的苦难又成了向 LP 和市场证明自己有 conviction 的品牌素材。

2014 年， a16z 联合创始人本·霍洛维茨出版了《创业维艰》，那几年中国创投圈几乎人手一本。书里专门有一节叫《挣扎》（The Struggle），把创始人深夜怀疑人生、觉得一切都是个错误的状态，写成了通往伟大的必经之路。

霍洛维茨确实是熬过来的 founder ，书里也有不少真东西。写下这本书的时候，他早已把公司以 16 亿美元卖给惠普，坐在沙丘路上当 VC 。当一家投资机构把创业定义为一场悲壮的受难，它自己就顺理成章地站上了「懂你、陪你穿越周期」的位置。

如果项目最后成了，这叫非共识的远见；即便项目最后没成，这段被反复讲述过的苦难，也能在复盘时提供一层温柔的缓冲，不是我们看走了眼，也不是估值给得太离谱，而是创始人已经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只是创业本身太残酷。

周瑜打黄盖，每一出苦肉计里都有一个曹操。这一出里的曹操，是下一轮的投资人、 LP 和买单的用户。

甚至到了募资寒冬，连投资人自己也会借用这套叙事。

PitchBook 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 2025 年美国只有 537 只风险投资基金完成募资，规模 661 亿美元，基金数量跌到了十多年来的最低点，钱高度集中在极少数大机构手里。「这行太难了」确实是许多合伙人的真实感受。

但同样真实的是，只要基金还在运作，管理费通常每年照旧按承诺规模收 2%，与基金最后赚不赚钱无关。

管理费旱涝保收，眼泪也是。 VC 当然可以有同情心，但这份职业要求它判断的是一家公司能不能做成，不是这个人值不值得心疼。

王婆不夸瓜甜了

当苦难叙事被反复验证好用之后，它自然会溢出到公共舆论场，去完成另一项任务，替商业上的瑕疵挡子弹。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写过，我们每天能吃上晚饭，靠的是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所以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从不讲自己有多需要，只讲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接着说，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主要靠同胞的仁慈过日子。

这就是市场的规矩，你拿出东西，我看值不值，两不相欠。

自嬷把这条规矩倒了过来。以前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夸的好歹是瓜；现在的王婆不夸瓜甜，改说种瓜的人命苦。

可市场只认功劳，不认苦劳。在这一点上，连马克思都站在市场这边，他算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别人一小时做一双鞋，你一边流泪一边做了三小时，多出来的两小时不产生任何价值。

既然市场不认苦劳，为什么还要把苦劳摆到台面上？

因为当产品交不出功劳、或者犯了错的时候，只有把问题从商业讨论挪到道德讨论上，才能让批评者闭嘴。

2024 年 9 月底， YC 孵化的 AI 编程初创公司 PearAI 官宣上线。联合创始人 Duke Pan 在 X 上发了一条意气风发的启动帖，开头第一句就是「我刚刚辞掉了 Coinbase 年薪 27 万美元的工作，和我的联创一起加入 YC 第一期秋季营。」接着他说，他们正在做一款开源的 AI 代码编辑器，「一个更好的 Copilot ，或者开源版的 Cursor 」。

不到几个小时，开发者社区就扒出，所谓的 PearAI 不仅底层基于 VS Code ，还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制了另一家 YC 开源项目 Continue.dev 的代码，批量替换了项目名称，甚至用 ChatGPT 生成了一份闭源的企业许可证直接盖了上去。

面对排山倒海的抄袭指责，前一天还在炫耀放弃 27 万美元高薪的年轻创始人，第二天立刻切换成了痛心疾首的学徒姿态，发长文道歉，改回 Apache 开源协议，解释自己只是「想在开源社区做点贡献的年轻开发者」，因为刚起步太匆忙、缺乏经验才搞砸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投资人的反应。起初， YC 总裁 Garry Tan 出于护短本能，第一时间在 X 上下场替 PearAI 辩护，质问网友「为什么要拖垮一个采用 Apache 协议的开源新项目」；直到发现改协议是在被抓包之后，且被抄的 Continue.dev 也是 YC 校友， Tan 才不得不公开致歉。但这并不妨碍两个多月后，熬过了全网群嘲的 PearAI 顺利从 YC 毕业，拿到了 125 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用联合创始人 Nang Ang 对 TechCrunch 说的话来讲，他们在入营第一天经历了「被全网封杀」的仇恨洪流，但最终挺了过来。

看明白这个回合，就能看懂苦难叙事是怎么变形的。

出门融资、招揽用户的时候，辞掉 27 万美元高薪、日夜赶工是证明自己破釜沉舟的筹码；一旦代码被抓了包、产品露了怯，年轻、没经验、承受全网网暴的委屈，又立刻变成了请求宽恕的挡箭牌。

一家 AI 公司好不好，代码是不是抄的，订阅费收的合不合理，本来都是可以摆到桌面上逐条批评、用脚投票的事。可一旦创始人把姿态放低，把问题变成「一个孤注一掷的追梦人正在经历网暴和至暗时刻」，气氛就变了。

伤口一亮出来，所有批评都成了撒盐。

一个人难不难，和他做的事对不对，本来是两码事。自嬷最大的本事，就是把这两码事搅成一锅粥，用个人付出的代价，去抵扣商业和规则上的责任。

征服者的眼泪

苦难叙事在创投圈一直都有，为什么偏偏在 AI 这一轮，连最顶层的权贵也对它上了瘾？

答案也许要从沙丘路 2865 号说起。那是 a16z 在门洛帕克的总部。

2014 年，霍洛维茨在这里写了那本讲「挣扎」的书。九年后的 2023 年 10 月，同一栋楼里的另一位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发了一篇五千字的《技术乐观主义宣言》。

宣言崇拜加速主义，把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风险管理、信任与安全、科技伦理统统列进「敌人」名单，把写下「战争是世界唯一的卫生法」的未来主义诗人马里内蒂奉为「守护圣徒」。全篇最响亮的一句话是：

「受害者心态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是一种诅咒……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是征服者（We are not victims, we are conquerors）。……我们是顶级掠食者；闪电为我们工作。」

任谁看，这都是一份标准的强者宣言。

可仅仅过了十三个月， 2024 年 11 月底，马克·安德森坐进乔·罗根的播客，整个人换了一副腔调。他在节目里控诉说，拜登政府的官员曾在白宫会议上当面威胁他们「别投 AI 创业公司，我们只会允许两三家大公司存在」；又说过去四年里，他目睹了 30 位科技和加密行业的创始人被银行无故关停账户，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受尽了建制派的打压和欺凌。

至于那场白宫会议上到底吵了什么，据《彭博商业周刊》后来调查披露，真正让安德森大发雷霆的导火索之一，其实是政府提出的亿万富翁未实现资本利得税方案。

十三个月前，「受害者心态是一种诅咒，我们是征服者」；十三个月后，手握数百亿美元资产的征服者坐在麦克风前，熟练地念起了受害者的剧本。

同一家机构，一边教创始人讲自己的挣扎，一边宣布自己是征服者；顺风时要闪电为自己工作，受阻时又要全世界心疼自己被针对。

这种看似矛盾的姿态，恰好撞上了 AI 行业眼下的两种焦虑。

第一个焦虑，来自这个行业与普通人之间越来越大的温差。

AI 行业谈论未来的方式，正变得越来越像机器在谈论人。 2025 年 5 月， Anthropic 的 CEO Dario Amodei 对 Axios 说， AI 可能在一到五年内消灭一半的入门级白领工作，把失业率推到 10% 到 20%。他是把这当作警告说的，也许很诚实；但就在说这番话的前几天，他刚在开发者大会上兴致勃勃地演示完最新发布的 Claude 4 是如何全天候替人类干活的。与此同时，招聘平台 Indeed 的数据显示，科技行业的入门级岗位招聘量相比 2022 年已经萎缩了三分之一。

当一个行业客观上每天都在讨论如何淘汰普通白领、如何用算法替代人工时，台上的造浪者如果还是一副冷酷强者的面孔，就太容易成为公众愤怒的靶子。这时候，展示自己的失眠、焦虑、睡眠舱和精神压力，客观上就成了一层温和的保护色，你看，我虽然在造取代你的机器，但我也是个苦命的打工人，我也在受罪。

只是这种人味儿，闻着总像草莓味香精。草莓味香精里，一颗草莓都不需要放。

第二个焦虑，则关乎一个人怎么向世界解释自己的暴富。

马克斯·韦伯研究宗教社会学时写过，幸运的人很少满足于自己幸运这一事实本身，他还需要知道自己「有权利」幸运，需要确信自己配得上这份好运，而且比别人更配得上。

穷人需要一个说法，解释为什么受苦的是我；富人也需要一个说法，解释为什么走运的偏偏是我。当年的新教徒用勤劳和禁欲回答了这个问题。

AI 让这个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尖锐。短短两三年间，一小撮二十几岁的创始人和早期投资人，凭着几个模型、几轮击鼓传花的估值，就攒下了过去实业家几代人才能挣到的身家。而他们的产品可能还没找到商业模式，账面上的 ARR 经不起细算。

这么大的财富落差，光靠「运气好」或者「踩中了风口」是很难让人心安理得的。他们总得对自己、对同行、也对世界有个交代。

苦难就是那个最好用的交代。因为我每周干 92 个小时，因为我承受了常人受不了的「挣扎」，所以我拿到这一个亿，不是因为泡沫，这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吃过的苦，配得上我拿走的一切。

钱越多，来得越快，需要的苦难砝码就越重。所以你会看到，越是站在金字塔尖、掌握最多资源的人，回忆起自己的委屈和磨难来，往往越是声情并茂。

既要强者的权力和赔率，又要弱者的同情与豁免。老话管这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疼归疼，生意归生意

那么，如果不靠这套戏码，商业世界里正常的成年人该怎么相处？

不妨再看一眼 Yupp 。

这是一家做众包式 AI 模型评测和对比的公司， 2024 年拿到 a16z crypto 合伙人 Chris Dixon 领投的 3300 万美元种子轮，跟投名单里还有 Jeff Dean 等 45 位以上的天使投资人。上线不到一年，它攒下了 130 万注册用户。但随着行业重心转向 Agent 系统，大模型实验室不再需要普通大众的盲测偏好，而是转向雇佣数学和编程博士做强化学习标注。

2026 年 3 月 31 日，两位创始人 Pankaj Gupta 和 Gilad Mishne 在官网和 X 上发了一篇简短的告别帖《Yupp is winding down》。

帖子里没有渲染彻夜难眠的痛苦，只交代了三件事，产品没能找到足够强的 PMF 、公司决定关停并把账上剩下的钱退还给投资人、网站再保留 15 天且附上导出指南好让所有用户把自己的数据下载带走。

我们当然没必要把 Yupp 当成什么道德完人。硅谷本来就有失败后体面清盘、保住信用以便东山再起的职业传统；不哭诉苦难的人，也未必就比别人更高尚。

但这份告别帖之所以让人觉得舒服，是因为它守住了商业社会最基本的分寸，疼当然是疼的，只是疼归疼，生意归生意。

创业者也是人，当然会累、会失眠、会在深夜崩溃；投资人也是人，在饭局上问一句最近身体怎么样，原本也是正常的人情味。

真正的界限不在于一个人有没有表达痛苦，而在于他打算拿这份痛苦去换什么。

是在私下里承认脆弱，转头继续去改代码、算成本、对结果负责；还是把痛苦摆上台面，指望投资人因为它多给两千万估值，指望用户在产品不好用时嘴下留情？

一个创业者靠不靠谱，不看他怎么讲自己的苦难，要看他怎么对待别人的钱。投资人也一样。

创业和投资这两份工作，说到底要求很简单，创业者把产品做好，投资人对自己的判断负责。苦难可以有，也可以讲，只是别老自嬷。

至于「鼠鼠我啊」这句话，还是留给那些真没招了的人吧。

参考资料

[1] 我们已经从自恋走向了自嬷？, BIE别的

[2] Reflections, Sam Altman 个人博客

[3] Nvidia CEO Jensen Huang warns students their high expectations will make it hard for them to succeed, Fortune

[4] What We Look for in Founders, Paul Graham

[5] Airbnb's CEO says a $40 cereal box changed the course of the multibillion-dollar company, Fortune

[6] Q4 2025 PitchBook-NVCA Venture Monitor, PitchBook / NVCA

[7] Y Combinator is being criticized after it backed an AI startup that admits it basically cloned another AI startup, TechCrunch

[8] 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 a16z

[9] #2234 – Marc Andreessen, 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10] Experience Requirements Have Tightened Amid the Tech Hiring Freeze, Indeed Hiring Lab

[11] Yupp is winding down, Yupp Blog

[12] Yupp shuts down after raising $33M from a16z crypto's Chris Dixon, TechCrunch